【演講(座談會)】

台灣文學與世界文學的關係系列演講

投向壯麗的青春浪潮:左翼運動與日據時期台灣文學

陳芳明

2003.04.19

有過一群懷抱壯麗理想的青年,拉開了三○年代的歷史巨幕。充滿自信的勇敢之姿,為殖民地台灣投射了令人難以忘懷的身影。他們承諾要改造生命,改造國家,而且義無反顧地揮別友情、親情與愛情。只是絕情的年代,並未容許他們有實踐的空間。迎向政治浪潮的他們,最後都受到沉重的打擊。他們的青春夢想被擊得支離破碎,終至無聲無息。他們是台灣的左派青年,夢想被襲捲而去,卻留下供人議論的傳說。

馬克思主義的傳播,在二○年代是透過兩個管道引進台灣;一個管道是透過日本的台灣留學生,另一個管道是留學中國的台灣知識分子。第一批留學浪潮大致始於一九二○年左右,也正是資本主義在台灣日益鞏固生根之際。他們分別到達日本與中國時,左派思想仍然還處在活潑的階段。尤其是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之間,日本社會正浸淫在「大正民主」的自由空氣裡,而中國政治也還停留於「國共合作」的和諧氣氛中。由於左翼書籍與雜誌並未受到檢查與禁止,幾乎每位留學生都或多或少與馬克思主義有所接觸。

所謂「進步青年」,在那個時代是一個時髦的名詞。在知識青年之間,對話裡如果沒有夾帶一些諸如「階級」、「革命」、「鬥爭」、「普羅」、「布爾喬亞」之類的術語,就有可能被視為落伍者。左翼思想經由留學生轉運回到台灣之後,通常會有讀書會的小團體進行更為細緻的傳播。這種小團體,大多命名為「青年會」或「科學研究會」,甚至是「體育青年會」。成員以二十歲青年為主體,人數大約在五位至十位左右。這股力量看似渺小,但是一旦介入群眾運動時,通常都能發揮很大的影響力。

自一九二一年「台灣文化協會」成立之後,左右兩派知識分子都同時得到了發展的根據地。不過,意識形態的相互對峙並不明顯。必須在一九二六年「台灣農民組合」建立之後,農民反抗的力量抬頭,從而階級意識也在文化運動中崛起。這種發展,導致一九二七年文協的分裂,使左派青年掌握了文協的領導權。到了一九二八年「台灣共產黨」成立後,基本上普羅階級運動進入初步成熟的階段。台共與左傾文協這兩個團體的行動,不宜過分誇大其抗日成果。但是,不可否認的,由於左派團體的存在,使得馬克思主義的傳播更形蔓延擴大。在二○年代成長起來的知識青年,包括賴和、王詩琅、楊守愚、吳新榮等等都曾經參加過讀書會,也介入文化協會與農民組合的活動,並且也在一定程度上與台共人士有過往來。這些熱血青年,到了三○年代,都一躍成為做左翼文學運動的重要參與者。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與一九三七年七七事變之間,正是台灣左翼文學最為蓬勃發展的階段。日本統治者為了全力對中國發動侵略戰爭,遂於一九三一年全面解散政治團體,同時也逮補參與台共的成員。左翼政治運動至此遭到重大挫折,馬克思主義的傳播也因此而稍稍緩和下來。

許多知識青年逐漸把活動重心轉移到文學運動之上,帶有濃厚左派色彩的作品便不斷浮現於三○年代的文壇。在這個時期,左翼文學大約有兩種類型:一種是以農民、工人等普羅階級的關懷為主,一種是以左派知識青年的形象為主。就農工議題的小說來說,包括賴和的〈一桿稱仔〉、楊逵的〈送報伕〉、楊守愚〈一群失業的人〉、蔡秋桐〈放屎百姓〉、朱點人〈島都〉,以及呂赫若的〈牛車〉。這種文學作品的重要奠基者,無疑應推「台灣新文學之父」賴和。不過,批判力最強悍,階級立場最鮮明的作家,則非楊逵莫屬。

有關左派知識青年形象的描繪,大多具有自我調侃與自我反省的意味。這些作品包括賴和〈赴會〉、楊逵的〈萌芽〉與〈水牛〉、王詩琅的〈沒落〉與〈十字路〉、呂赫若的〈婚約奇譚〉,以及龍瑛宗的〈植有木瓜樹的小鎮〉。

左翼文學的遺產,並不能視為文學史的傳說,應放置於殖民地社會的抵抗文化傳統中來評價。他們燦爛的青春與絢麗的理想,都濃縮在這些稀有的書寫裡。以他們的作品為見證,後人足以窺探日本統治時期無可洗刷的罪惡,也足以測知台灣知識分子無可動搖的意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