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講(座談會)】

台灣文學與世界文學的關係系列演講

從少年中國到少年台灣:台灣小說中「少年論述」的形成與轉變

梅家玲

2003.09.6

在傳統中國文學中,「青少年」似乎始終是被有意忽略的書寫對象。文行忠信,修齊治平,禮教倫常,學優則仕;一系列父權式政教結構下的庭訓啟蒙,期待的無非是一個個規行矩步、少年老成的「小大人」。彷彿,孩子們甫自脫離懵懂蒙昧的童騃時期,便須一步登天,躍入知禮守分的成人世界。至於那成長過程中原本漫漾流轉的各種苦悶與徬徨,躁鬱與騷亂,則不是被轉化並簡化為(成人式的)功業或情愛的追求與失落,便是被刻意地遺忘了。

然自晚清以來,知識分子屢因世變而興「救國」、「新民」之思,並藉由「欲新一國之民,不可不新一國之小說」等理念,在文學小說中投射其家國憂思;所期待的,不外是一個能除舊佈新、日益茁壯的「新中國」酖酖而這個建構「新」中國的重責大任,正是要由未受舊社會惡習污染,充滿理想熱情朝氣希望的青少年來膺負。於是,從梁啟超倡論〈少年中國說〉,到《新青年》、《少年中國》等刊物的相繼發行;從魯迅藉〈狂人日記〉控訴禮教吃人的同時,猶不忘疾呼:「沒有吃過人的孩子,或許還有」、「救救孩子」,到巴金在《家》中屢屢自許自豪地宣稱「我是青年!」莫不凸顯出:在中國的「現代性」追求歷程中,無論是文學想像抑是現實中的革新實踐,作為「民族幼苖」、「國家未來主人翁」的青少年,是如何被賦予了空前的重要性;而「青少年成長」與「國家成長」,又是如何在文學想像中互為表裡,成為彼此象喻的一體兩面。當然,更重要的是,為了與封建陳腐的「老大帝國」劃清界限,此時的「少年」,不但不再是過去世界的繼承人,反而要以一己的初生新發之姿,去反叛傳統,頡頏老大,作為新紀元的開創者。

也因此,從一開始,二十世紀的中國小說,便不僅對各類青少年的成長與幻滅,多所演義;甚且,還以他們的愛恨悲歡,身世遭逢,見證著政爭烽火,社會遷變。四九年後,「中國」一分為二,新青年們或留在大陸,繼續革命建國;或倉皇渡海,來台反共懷鄉;或生於斯長於斯,與台灣土地共同從日據時期走向民國。其成長經歷容或有別,但自我的追尋與認同,何嘗不都糾結著對家國土地、意識形態的取捨掙扎?時光流轉,半世紀忽焉而逝,昔日青少年,如今皆已早生華髮,兒孫滿堂;新一代的兒女們,則伴隨著台灣的經濟起飛,政治解嚴,逐漸成長。八、九○年代以來,台灣政經社會的快速變化,尤甚於既往,來自世界各地的新思潮衝激不斷,以「台灣」為認同主體,視「台灣」為新興民族的各類論述,更是方興未艾。俯仰其間,新生代的台灣的青少年,又是如何在文學想像中定義出屬於自己的「少年台灣」?輾轉於身分認同、後現代、後殖民與全球化之間,映現於台灣小說中的「少年論述」,正是以迂迴的姿態,多角度地折射了「台灣」的成長紀事。從「少年中國」到「少年台灣」,既是空間位移後的家國再造,也是時間流轉中的自我開展進程,其間的轉折變化,在在值得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