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講(座談會)】

台灣文學與世界文學的關係系列演講

通俗與藝術之間:台灣現代戲劇的創作、政策生態

周慧玲

2003.11.01

劇場之為劇場藝術,卻與通俗文化「過份」親近;戲劇文本被編納於文學之列,它與純文學的距離可嘆太遙遠。文學藝術面對戲劇很尷尬,因為劇場總與群眾/贊助人互動太積極,絕大部分的劇本作者既不孤獨、他們的作品更總是面對一群過於在地(所以狹隘)的讀者/觀眾。

現代劇場在台灣有違常態地並沒有「通俗」的基礎。台灣近百年的戲劇發展不乏榮景,「進劇場看現代戲劇」對大多數人而言,卻是極為陌生的。這自然關乎現代戲劇幾度進駐台灣舞台的姿態。例如,近年台灣僅有的一些現代劇場歷史書寫,比較是以反商業的小劇場為主題;大部分論述者面對成形的商業操作,似乎有些身段問題。此一書寫論述的偏好,既有縱向的歷史因緣,更有橫向的跨文化影響:強調現代戲劇非商業的藝術路線,有時被歸因是研習了李曼瑰於1960年號召「小劇場運動」,而該運動則咸信傳承自五四時期受到歐日啟示的文藝青年所發起的「愛美劇」(業餘劇)運動;八十年代台灣另一波現代戲劇運動,被視為六十年代歐美日本的延續,因為受到歐美日前衛劇場運動「反商」、「反文本」的直接衝擊。

此論看似證據確鑿,卻不免將創作者的主觀意願與客觀現實混為一談,只傳頌藝術工作者的宣言主張,不太追究它的實際操作與結果。例如,李曼瑰在六十年代倡導的業餘小劇場,是夾著官方的獨家支持與資源、直接受到國家資源的護航,而未必與商業機制血拼搏鬥;它的「非商」不是「反商」,它的處境更與八九十年代的全球化壓力大相逕庭。再者,近二十年來,我們的官方政策一面號稱沿用歐美等國家的藝文贊助政策,一面又散放與該類政策原初的精神、乃至民間的業餘運作背道而馳的訊息。我們甚至可以懷疑,官方的涉入,是否在極大的程度上,改變了台灣劇場「非商」的創作初衷?

以對台灣影響較鉅的美國為例,暢行二十世紀的「藝術vs. 通俗」政策,源自十九世紀末的美國文化工業傳統,藝術贊助人以非營利的形式,提供有潛力的藝術活動足夠的思辯與涵養空間。直到二次大戰前夕,美國社會已逐漸在非營利的高雅藝術與營利的通俗文化之間,做出明顯的區隔。此概念甚至是「福特」等重要基金會的運作指標,也是「美國國家藝術基金會」(NFA)在六十年代以聯邦政府之名贊助非營利藝術活動的思維基礎。

NFA成為我們八十年代藝術補助政策的主要參考對象,有趣的是,早期那些現代劇場初步實驗獲得迴響而接受國家動輒上百萬的支持後,立即與影視娛樂界結合,製作具有商業潛能的大型歌舞表演。這些例子顯示一種「實驗而官助而商業」的台灣模式,與所謂的「藝術vs. 通俗」瓜葛無關。近年文建會對傑出團體的「扶植計畫」施政,更加強調戲劇的「專業」經營,大量向戲劇團體引界商業經營模式,暗示「我現在幫你,你接著要學會自己賺自己吃」的期許。「通俗或藝術」或許曾是一個天真藝術家的良心問題,但在政策生態丕變的今日,似乎已被「提升」為一個事業成長的職業道德問題。